1997年深秋，北京西三环的冷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味道。总政文化部的电话响个不停，一桩看似普通却颇为“棘手”的任务摆在案头——拍摄大型电视剧《黄克诚》。筹拍人最先想到的，是请王平上将出任顾问。电话那端的工作人员还没说完委托证券配资专业门户网，电话这端就传来了王平爽朗的回答：“可以，黄老的事，我责无旁贷。”
剧组第一次集结是在12月12日。会议室里，王平戴着老式金丝边眼镜，手边摊着一摞发黄的作战记录。他开门见山：“黄老一生跌宕，我陪他走过五十多年。要真拍，就得把骨头剔干净，别搞花架子。”一句话，把创作方向定了调。
时间轴往回拨到1930年初夏，王平和黄克诚第一次面对面。长沙会战刚结束，年轻的王文书递上一份电报，黄政委抬头审视他，语气不咸不淡：“小同志，字迹清楚，内容准确，比有些老兵强。”这句看似随口的夸奖，其实为日后的深厚情谊埋下了伏笔。
同年冬，肃反风暴席卷红军内部。黄克诚任三团肃反委员会主任，王平任副主任。两人坚持逐案核实，宁可顶着压力，也不轻放一张处决名单。有同志夜里敲门求助，黄克诚只说一句：“真冤枉的，我保。”简单五个字，却要担风险。王平后来回忆：“那几个月，黄老睡觉枕边就放一支驳壳枪，随时准备负责。”
1934年秋，长征途中，黄克诚高度近视，黄昏时常看不清前路。为了不耽误行军，他干脆摘掉眼镜，让警卫员牵着走。王平调侃：“首长，小心沟。”说完自己先跳，黄克诚跟着跳，落地才发现根本没有沟，只好笑骂：“捣蛋鬼。”这段插曲后来被剧组采纳，成为唯一保留的“轻松镜头”。
转战到陕北后，黄克诚因反对错误指挥被两度降职。眼见昔日上司一度成了自己下属，王平心里不是滋味。一次夜谈，王平低声劝慰：“改天会好的。”黄克诚摇头：“个人升降事小，别让战士白流血。”这句评价后来写进剧本，制片人说“重量十足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黄克诚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司令。1951年冬天，他收到哥哥来信，想求一件皮大衣御寒。黄克诚思量再三，没有走公费渠道，而是给时任张家口军分区司令的王平写信：“旧的也行，价钱照付。”剧本研讨会上，王平把这封信拍在桌上：“黄老爱惜组织形象胜过爱惜自己的脸。”全场默然。
1980年11月27日，中纪委座谈会。黄克诚已近八旬，双目几乎失明，却在会上直言：“要丢掉毛泽东思想主干的人，迟早要吃亏。”台下掌声骤起。王平提到这一段时只说了一句：“坚守，是老黄最后的倔强。”
回到1998年初夏，剧本初稿交到王平手里。夜里十点，他逐页圈点，标注了三十多处“需核实”。第二天一早，编剧苦笑：“将军，比审计还细。”王平反问：“黄老犯的错不多，若让观众误解一次，就是我们失职。”一句话，谁也不敢怠慢。
影片送审时，相关部门意见纷纭，敏感节点不少。王平替剧组解释：“黄老不光是功臣，还是敢说真话的倔骨头。把这层剥了，他就不是真人。”审查人员沉默片刻，终于点头。11月18日，批文批准，《黄克诚》通过技术审查。
遗憾的是，当年11月底，王平病情突然恶化。临终前，他握着编剧的手嘱咐：“播出后，麻烦剪辑再干净一点，别把黄老剪矮了。”1998年岁末，他溘然长逝，没能看到成片。次年春节前夕，电视剧登陆黄金档。首播结束，多家报纸评价“史料扎实，人物硬朗”。
社会反响超出预期，不少观众来信提问：“黄克诚真没犯错误？”史学界给出的答案近似：他也有局限，但重大原则关头，失误确实罕见。王平曾在一次访谈中概括：“黄老犯的不是方向性错误，只是常人难免的瑕疵。”这句评语，被剧组用作宣传语。
多年后，有学者统计，同期高级将领传记影视剧中，《黄克诚》因史实还原度高入选军史教学参考。有人调侃：“这部戏最大的特效，是把一位拄拐的老人演出了脊梁。”
拍摄历时一年，剧组走访老兵七十余人，调阅档案二百余卷。若无王平这位“活档案”坐镇，很多细节无处寻找。从1930到1986，两位老兵并肩走过半个世纪。王平离世时，剧组送别花圈上的挽词只有八个字：共事五十六年，同守一面旗。
纪录片导演采访幸存老兵时问：“为什么黄克诚很少犯错？”回答并不玄妙：“他眼睛不好，脑子却透亮；他不怕掉官，只怕害人。”短短一句，也许比任何生动的镜头都更能解释那位大将的锋芒与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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